学科前沿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性转变

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我国发展起来的当今时代,呼唤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实现历史性转变。

研究重心转移:从“耕西方地”到“犁中国田”

先发现代化国家在奠定物质生产领域领先地位的同时,也确立了精神生产领域的优先地位。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的同时,也逐渐成为文化产品上的“进口国”。过去,一些学者在研究对象上侧重于“西方”,所使用的哲学分析框架、概念、理论和学术评价标准多是“西方的”,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多是“西方的”。西方确实率先开启了现代化大门,积累了现代化建设的经验,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文明成果,这有利于开阔视野,提高学术水平。然而,后发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征程中,应坚持其主体性,不能亦步亦趋一味地跟着西方走。尤其在思想理论领域,不能让我们的脑袋成为西方思想的“跑马场”。然而,一些人或者把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看作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或者未经批判地借用西方理论对中国问题作似是而非的判断,或者轻视对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这实际上是“耕了西方地,荒了中国田”。

当代中国正处在发展起来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时代和实践把研究我国发展起来以后出现的新问题与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时代课题摆在了学者面前。问题是理论创新的起点、动力和源泉。这要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立足中国实践,面向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全面深入研究“中国问题”。当代“中国问题”植根于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之中,它源于实践过程中的主客体相互作用,发源于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我们需要从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中提升出“中国问题”,进而在对“中国问题”的解答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当然,这里讲的中国问题,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具有总体性和普遍性的问题。

研究范式转型:从“概念演绎”到“现实逻辑”

当今我国哲学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其中一个不足,就是某些哲学研究往往“有概念没生活,或有生活没概念”,要么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演绎,只揭示概念的理论内涵,而没有揭示概念所蕴含的现实生活内涵;要么对1978年以来我国所发生的广泛而深刻的时代和实践变化及其内在逻辑缺乏全面深入研究,未从中提升出新概念新范畴,未提升出新理念新思想。我们多会讲教科书中的话、文本中的话和西方的话,却不会讲面向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与中国问题的话。比如我们能理解人的本质概念,却不懂得人的现实生活世界,能把握实践概念,却把握不了实践生活。

反映时代和实践发展新要求,我们的哲学研究范式应实现转变,由注重概念演绎逻辑走向更加注重现实生活逻辑。现实逻辑和概念逻辑存在明显差异:研究对象上,理论逻辑注重概念演绎,现实逻辑注重现实发展;研究方式上,理论逻辑注重在文本中解读概念和理论,现实逻辑注重从现实生活中提升概念和理论;研究主体上,理论逻辑是“学院派”所重,现实逻辑是“实践派”所爱。现实逻辑和理论逻辑之间也存在着密切联系,对现实逻辑要提升到理论高度来把握,理论逻辑归根到底要建立在现实逻辑的基础上。

研究认知转变:从“学术依赖”到“学术自信”

“耕了西方地、荒了中国田”,其背后是在认知上我们对西方有一种学术依赖,缺乏学术自信。这表现在:议题上,我们的哲学较多研究教科书、文本中的问题与西方议题,不大注重全面深入研究中国议题;理论上,有些学者迷信西方哲学,多用西方哲学的概念和范式来剪裁中国现实,没有完全或真正构建起我们自己的核心概念、理论和学术;话语构建上,有些学者讲的多是西方话语,不大讲面向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和中国问题的话语,学徒心态有余而学术主体性和学术自我主张不足。

随着当今中国的迅速发展,自然会提出构建“理论中国”与“中国话语体系”问题,其目的是提升中国话语权,这实际上就是学术自信、理论自信和话语自信问题。这就要求我国哲学工作者在研究认知上,由一味用西方哲学概念和理论范式来剪裁中国现实,走向更加注重研究已被世界关注的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与中国问题,从中构建起我们自己的哲学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新话语新理论,构建起我们自己的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评价体系。为此,我们要在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评价体系等方面,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要坚定理论自信、学术自信、话语自信,要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哲学理念和主张,要以“自信”的眼光,对过去我们在政治制度、中华文化等方面曾经得出的不当认识、结论加以重新审视和哲学反思。

研究格局调整:从“拿来主义”到“中国贡献”

在中国跻入世界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学习西方自然成为一种潮流。我们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对西方学术的依赖。这体现为对西方的议题、概念、范畴、理论、范式采取“拿来主义”的方式。

当今中国已经发展起来且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能为世界贡献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应由“拿来主义”走向更加注重从正面创立并为世界贡献具有原创性、标识性的中国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在我国发展起来但还不发达的历史方位中,提出的一种具有原创性和标识性的且能为世界作出贡献的中国理论。近代西方为世界输出的是西方中心论,在当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为世界贡献出了超越西方中心论且能为世界带来福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质上是在寻求一种不同于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发展选择之路,是在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发展赤字、和平赤字、治理赤字”三大难题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当今我国哲学工作者应立时代之潮头,担负起历史使命,为构建“理论中国”贡献哲学力量。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理论中的中国”。

研究层次提升:从“理论辩护”到“理论引领”

在我国欠发展时期,总体上是“西强我弱”,社会主义在整个世界暂时处于低潮。在这种情境下,我们既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也不能走传统社会主义“老路”,只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时我们的哲学研究较为注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辩护”。

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就越来越引起世界关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研究开始注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阐释”,这叫作讲好“中国故事”,构建“理论中国”,传播“中国声音”。

随着中国发展起来且由大国迈向强国,中国在世界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逐渐得到了提升,也拥有了一定话语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仅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而且进一步注重研究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从哲学上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引领”。

    面向中国问题、确立学术主体和坚定学术自信专题讨论稿。作者:韩庆祥(中央党校校委委员、教授)《光明日报》( 20170814 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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